【应提出全球基础设施建设的“中国议程”】
乌尔夫•斯维德鲁普,挪威国际事务研究所主管、教授,挪威
奥莱•雅各布•撒丁,挪威国际事务研究所研究部主管,挪威
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发展、贸易和联通都至关重要,因此应该成为此次峰会议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应该强调基础设施的重要性,并提出措施以促进G20 在协调大规模基础设施项目中发挥作用,使这些项目符合国家、地区和全球利益,从而为促进长期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能源基础设施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议题,这是因为能源市场正在由于技术创新、经济、人口和政治力量的改变而飞速地发生变化。中国可以促进G20 在能源领域缩小全球治理差距,处理供给端的不完全竞争背后深刻的政治和战略挑战,并解决需求端的公共产品供给短缺问题。
此外,中国可以通过制定更加规范的协议、加强监管机制、以及确保良好的争端解决机制, 来推动G20 进一步优化基础设施投资市场。这将有利于促进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的合作伙伴关系(PPP)并吸引大量投资者、养老基金和主权财富基金投入到这个领域及发展合作项目。G20 还应该在促进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布雷顿森林体系之间的协调,以及改进其他非政府和私营部门使用的标准中发挥作用。对于基础设施建设议程和与能源治理相关的议题,中国和G20 也可以邀请非G20 成员国来报告他们的意见和关切。
【设立增加基础设施投资的“1.5%”目标】
加里•赫夫鲍尔,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美国
基础设施不足和老化几乎阻碍着所有G20 成员国的经济发展。但是预期低迷的全球需求和缓慢的世界GDP 增速,创造了增加基础设施投资的绝佳时机。因此,每个G20 成员国应该承诺,在未来5 年(2017 至2021 年),基础设施投资应该比过去5 年(2012 至2016 年) 增加各国GDP 的1.5%。从全球范围看,这将每年增加大约2 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支出。
【改革全球能源融资体制,实现绿色发展】
尼古拉斯. 斯特恩,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英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英国
能源体系对国家的发展和增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三分之二的排放都与能源有关,因此现在再尝试高碳式增长只能是自取灭亡。从这点上来说,尽管全球能源需求根据预计仍将持续增长,但高碳能源却绝不能再增加了。因而2016 年G20 会议必须采取手段推动世界能源体系的转型。
高碳经济的种种风险,如气候变化等,都决定了必须对其进行快速和彻底的改变。世界总排放量应当以每年2.5% 的速度减少,即从2010 年的500 亿吨降低到2050 年的200 亿吨以下。如果世界总产出以3% 年增长率增长的话,那么就意味着每单位产出量对应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必须以每年7%-8% 的速率减少。这样剧烈的变革需要世界上的所有地区,所有经济部门都采取强有力的行动,同时还需要一场能源产业革命才能完成。尽管如此,向着低碳经济的转型同时也是非常有诱惑力的,因为如果我们以世界经济史为参照,就会发现这种转型可以促进动态的、有创造力的、以及革新性的经济增长。
我们要控制排放,这就需要大量的投资才能完成。而接下来的15 年对于下个世纪来说至关重要,因为据预计这一时期全球总共会进行90 万亿的投资,而其中超过三分之二都会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在进行这些投资的时候,我们既可以随意为之,也可以时刻谨记低碳经济而谨慎进行。我们必须理解的是:这些投资的目的是为了持续的发展。
对能源转型融资有如下几个关键点:
• 融资方式的彻底改革:在决策机制里加入更多对于可持续发展与气候变化的考虑
• 为了更有效地调动民间金融,需要更明确和可信的相关政策
• 需要各开发银行促进转型进程
• 政府开发援助(ODA)以及“气候金融”应当对多方提供支持
作为2016 年G20 轮值主席,中国有着宝贵的机会,可以与其合作伙伴一起整合气候变化中的经济因素,并为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设立金融与发展议程。中国还能促使G20 采取措施,对这些进程中达成的种种承诺进行落实与推进,其中包括:可持续的基础设施融资、创新、能源效能标准、以及碳定价等。
【树立中国在“气候政治”中的领导者地位】
安德烈亚斯•弗莱塔格,耶拿大学经济学教授,德国
鉴于中国稳步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这不仅为广大人民群众创造了财富,同时也引来对环境问题的担忧,这是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典型现象。中国政府已经宣布了一系列措施来减少污染和提高本国的环境质量。这一立场使得中国在全球气候政策中占据重要地位。因此, 保留气候这一议题作为中国举办G20 峰会的议程之一是恰当的,这也将显示出强大的中国日益增长的全球责任感。
【确立“后2015”的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
安特耶•尤利格、丹尼尔•塔拉斯、阿斯特丽德•斯卡拉•库梅恩,德国国际合作机构(GIZ),德国
2015 年,国际社会一直努力在两个重大国际进程上达成协议:其一是新的应对和适应气候变化的全球协议,其二是确定2015 年后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共同目标。尽管这两个全球主要挑战之间的内在关联已经众所周知,并且已被纳入当前谈判议程,但是仍然需要更好地理解减缓气候变化与适应行为之间的内在关联和社会经济影响。另一方面,也需要更好地理解通过提供能源、卫生、食品和教育等途径,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减贫的具体措施。越来越多的国际基金呼吁相关经济政策研究,需要对这个课题进一步仔细分析,也需要发展具体的政策选项和解决方案,从而使不同生态和社会经济环境的国家能够履行这些方案。为了更有效地发挥协同作用,减少未来的取舍效应,德国国际合作机构(GIZ)和经济政策论坛(EPF)一直在积极参与这些课题,并对那些旨在制定具体建议以处理内在联系的研究给予支持。
在2016 年中国举办G20 期间,GIZ 和EPF 将非常愿意参与有关此主题的T20 特别工作组。如果这个主题被选中做更深入的分析,我们将乐于与人大重阳共同做进一步研究,制定更具体的推进题目,提出行动计划,并吸纳合适的合作伙伴参与此特别工作组。
【使绿色发展与国际金融改革相对接】
英格丽•福尔摩斯,英国第三代环保主义伦敦办事处副主任,英国
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快速经济增长之后,中国正在调整经济结构,以实现在社会、经济、环境方面更加可持续的发展。鉴于此,中国应优先考虑以下三点:第一,增加投资的速度和规模以维持经济增长;第二,更有效地使用公共资金,并更大程度地发挥私人投资者的作用; 第三,投资清洁技术以应对环境污染,并实现低碳发展。
协调和平衡上述三个目标是一项复杂的工程,需要综合考虑目前一系列不相关的政策议程,包括将清洁能源、低碳基础设施和服务的政策与融资同金融改革相对接。政府如何运用公共资本分担风险以及国有银行在其中的作用将是成功的关键。
为此,我们提议G20 讨论双重主题:第一,新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如何利用其授权和重心来促进这一雄心勃勃的议程;第二,多方利益相关者间对话的价值,对话目的是把绿色金融的研究和进展与2030 年中国实现高质量、低碳增长的政策与金融支持相联系。
【G20 应纳入文化议题】
卡罗琳•波斯特尔•维奈,巴黎政治学院国际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法国
关于不同文化、宗教、社会规范能够或者应该在世界共存的方式,越来越令人担忧。这一问题可以作为G20 峰会上的一个讨论议题。虽然二十国集团是一个非决策机构,却实际上是首要的全球对话论坛,在过去几年中其议程范围的扩大有目共睹。有些人认为它应该仅限于最初的经济协调功能,另一些人则利用它来推动其他国际议题的进程。尽管关于G20 议题范围的辩论有其合理性,但是可以采取一种实用主义的路径,在全球治理的文化维度进行一些交流。
【设立“5 年内消除90% 关税税目”目标】
加里•赫夫鲍尔,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美国
在过去的十年,世界贸易的增长已不再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事实上,贸易增长只是跟上了经济增长的步伐,而在1947 年到2007 年的60 年间,世界贸易增速基本每年高出世界GDP 增速2% 至4%,并因此促进世界经济经历了一段波澜壮阔的增长。作为激励贸易发展的措施之一,G20 国家应该致力于在5 年内消除90% 的税目(目前处在六位数水平)。同时取消关税应在无条件最惠国待遇的基础上实施。换句话说,从非G20 国家进口应享受与G20 国家之间一样的零关税待遇。
【将可持续发展纳入多边贸易体制】
蕾吉雅•莫拉•科斯塔,巴西圣保罗商业管理学院(FGV-EAESP)教授,巴西
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贸易因素在各国经济政策制定的过程中的影响日益增大。为了协助各国政府开放本国经济、融入全球贸易体系,一套能够支持可持续发展的多边贸易体制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而G20 可能是达到这一目标最合适的政策协调平台。我们必须意识到G20 面临的很多潜在的挑战都与可持续发展问题相关。这些问题可能包括全球气候变暖等环境问题与贸易的关系、贸易和能源的关系、提高生活水平、保证充分就业、世界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等等。致力于可持续发展的好处非常明显。G20 协调多边贸易自由化与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是决定其合法性的核心,也正因为如此,G20 能否进一步在全球范围内推进自由贸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G20 峰会是推行可持续发展最合适的平台吗?G20 成员国能否应对这些挑战?G20 各成员国所需应对的难题正是重新定义这些挑战,并尽快研究出应对策略。
【形成全球化的大众创业环境】
杰瑞米•利德尔, 澳大利亚青年企业网络(ENYA)创业部主任,澳大利亚青年企业家联盟主席,澳大利亚
全球青年就业危机必须视为是与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同等重要的问题。青年失业数字众所周知,然而其经济和社会影响却并非如此。在欧盟,青年失业的经济机会成本高达每年1530 亿欧元(B20 2014),相当于欧盟GDP 的1.2%。随着不升学、不就业、不进修的青年(NEET 族)数量持续增加,长期生产力损失急剧增长。
解决这一危机的最佳途径是创造就业。前5% 的高成长企业创造了72% 的工作机会和67% 的净收入增长(WEF,斯坦福和Endeavor 对全球10 个国家38 万家公司的研究结论)。创业企业雇佣了大量青年、妇女和少数族裔。他们也支付工资溢价,从而创造更高质量的工作。
虽然自就业不能解决问题,但是注重高增长创业的生态系统支持自就业和中小企业。因此,解决全球青年就业危机的措施是发展支持高成长创业企业的生态系统。
【设立每年新增4200 万人就业的机制】
艾谢居尔•艾塔克,土耳其经济政策研究基金会G20 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土耳其
虽然失业问题一直处于全球议程的优先位置,但在2009 年全球经济危机后, 这一问题已经变得更加重要。一些国家在危机后呈现出某些乐观的经济复苏,但根据预测,这些复苏迹象不足以平衡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在2014 年,失业人数高达2.01 亿人,比2012 年高出500 万。更严重的是这一数字在2018 年可能达到2.15 亿。据调查,为满足日益增多的劳动力市场新军, 每年需要新增4200 多万个工作岗位。
这次全球性的经济减速也对年轻人产生重创。相关数据显示青年人失业的可能性比成年人高三倍。2013 年,青年失业率高达13.1%,这意味着在全球范围有7450 万的青年人(15-24 岁) 失业。这一比率在2012 年是12.9%,2007 年是11.6%。更为重要的是,青年失业问题几乎在全球各个地区都在恶化。一些地区的失业率甚至高达50%(比如希腊、西班牙和南非)。除了青年失业问题之外,另一个应该被考虑的重要问题是不升学、不工作和不进修的青年(NEET 族)数量在近几年急剧上升。
鉴于这些原因,G20 和各国政府应该优先考虑青年失业以及NEET 族问题。
【将青年就业问题纳入贸易与投资议题】
默罕默德•阿尔达, 土耳其经济与外交政策中心执行董事,土耳其
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青年有酬就业都是一个严峻的问题。有大量农业人口的国家存在着严重的劳动力转移,导致农村劳动力短缺,特别是在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业领域。由这种人口转移加剧的城镇青年失业几乎是所有国家的普遍现象。从经济学角度看,这是对生产资源的严重浪费;从社会学角度看,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这都可能诱发动荡。如果只关注城镇失业而忽视农村,那么人口内部迁移背后的拉动因素将会加剧。因此,政策执行既要减少城镇失业,同时又要统筹推动城乡发展,这成为当前的一个主要挑战。G20 议程应该包含这个关系全球稳定的重要议题,因为它不仅需要国内政策的支持,也需要涵括贸易、投资、移民和社会稳定的全球治理政策的支持。
【延续土耳其G20 峰会对中东北非问题的关注】
哈伦•奥兹图克勒,克勒克卡莱大学中东战略研究中心副教授,土耳其
在当今快速变化的世界,G20 有能力为实现有效的全球治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给全球治理进程带来直接和间接的挑战。就中东和北非(MENA)而言,这些不稳定效应是由世界能源市场的动荡引发的。因为G20 远不是一个采取集体和协调行动的组织,其机制结构并不能够处理地区军事冲突。但是其成员在国际组织如联合国的显著位置和他们丰富的经济资源使他们能够以调解者的身份干预冲突。没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就不可能实现G20 诸如可持续和稳定增长的目标。G20 全球议程中的“包容性”概念一定不能局限于那些通常被国内社会遗忘的领域,而是必须要扩展以包括世界所有正在整治、军事、经济困境中挣扎的地区。
本文目的是要说明MENA 对全球经济的重要性,并且阐述G20 如何为本地区的和平奠定基础。MENA 原油和天然气储量占世界的份额最高。根据英国石油公司(BP)的能源统计, 在2013 年,中东占世界已探明原油储量的47.8%,以及探明天然气储量的42.3%。另外,根据BP 的能源统计,中东占世界原油和天然气产量的份额分别是32.2% 和16.8%。
中东和北非的冲突不仅危害了世界的能源贸易,而且也危害了其它商品和服务的贸易。
此外,MENA 的武装冲突增加了不确定性和交易成本,导致了经济主体的非最优决策,不恰当的分配了稀少的世界资源。因此,为本地区的冲突找到解决措施符合G20 国家的最佳利益。但在短期内清除当前冲突的深刻根源是不可能的。本地区的冲突原因可以分成两大类:民主和发展的主要长期原因,建立和平的主要猜测性原因。
因此,G20 解决该地区问题的短期行动计划应该是在国际机构的协助下了解当前形势, 进而迅速提供和平缔造方案。从中长期考虑,G20 应该致力于促进本地区的民主和经济发展。G20 成员国对该地区的态度将决定可能的行动路径。因此每个政府都应该意识到本地区的和平为经济发展带来的巨大红利。
总之,当今MENA 地区的冲突是维护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如果G20 要成为一个全球治理机制,那么寻找该地区冲突的解决方案将会是最重要的考验。成立一个正式的秘书处(职责之一是解决冲突)是提高G20 机制能力的一个重要步骤。在这方面,G20 与国际及各国机构组织的合作至关重要。G20 必须提出一套政策纲领以制止当前冲突,恢复日常生活中从经济到政治各个方面的正常进程,同时建立一个能够在该地区维持长期稳定、促进经济发展的架构。本文旨在阐述一套G20 应该承担的可行行动计划,从而稳定中东地区,促进该地区的民主化,并支持该地区的发展和一体化。
【建立“超区域贸易协定”间的联系机制】
博兹库尔特•阿朗,土耳其经济政策研究基金会多边贸易研究中心主任,土耳其
改进现有多边体系以解决21 世纪问题的努力受挫促使发达国家寻求“超区域”策略。与此同时,IMF、世界银行、经合组织和联合国贸发会议的总体调查显示,发展中国家超预期的强劲表现正在缩小工业化国家与其他国家的差距。2008 年的金融危机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工业化国家之间的差异。由此带来的压力,特别是来自新兴经济体的压力,变得越来越明显。
上述因素的协同影响足以终结经过八轮关税暨贸易总协定谈判(直到1994 年)才达成的基于规则的贸易体系。从那以后,多边体系在处理21 世纪的复杂问题和新问题方面就止步不前。与此同时,乌拉圭回合以来发展中国家也越来越强烈的把发展问题提到议程前列。
美国率先提出两个一致且相辅相成的重大倡议:跨太平洋伙伴协议(TPP) 和跨大西洋贸易投资伙伴协议(TTIP)。这些促使工业化国家塑造新的“贸易规则”,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反对,工业化国家不能通过多边体制正常通过这些“新规则”。但这两个超区域协议达成的可能性很高。
加入这两个协议的国家数量表明新的“贸易规则”将对多边贸易体制产生重大影响。预期TTIP 将超越传统的贸易范畴并且规范多个领域,诸如标准、相互承认、数据跨界流动、农业、服务业、国内投资监管和保护外国直接投资等。新的断层正在形成?
【让发展中国家的人民也能参与全球治理】
塔希尔•坎南,阿拉伯政策与研究中心(约旦)研究员,沙特阿拉伯
主题建议:“在一个更加强大、民主和人道的全球秩序下进行国际与区域经济合作”, 主要是为了实现是以下目标:
1. 制定和实施新的2015 年后的全球发展政策议程,包括可持续发展目标、减少失业和收入、财富分配的不平等,保证所有国家和所有社会群体享受稳定与公平,并承诺对欠发达国家提供官方发展援助;
2. 赋予新兴、相对贫穷和欠发达国家更多发言权(投票权)以加强全球经济治理;
3. 依托中国和金砖国家主导建立的“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改革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以纠正不合理的储备货币秩序,重新分配收支平衡的盈余,由为富裕国家财政赤字提供资金转向为贫穷国家的发展提供资金,特别是投资于区域和区域间基础设施;
4. 在区域和区域间的基础设施投资合作,除了加强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实体联系以外(如中国的新丝绸之路战略),还应投资于较贫穷国家的教育、健康医疗需求,同时加强双方的文化交流和联系以推动人权事业和社会福利的进步;
5. 继续深化监管改革以增强监管部门的应变能力(如加强税务合作、改革国际金融治理机制、加快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谈判、联合行动保护环境和应对气候变化);
6. 改革计划的制定和实施不能只让政府参与,也应该让广大利益相关者参与,例如民间团体、智库、工商会协会、研究中心和高等学府等。
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独家授权环球网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环球网/人大重阳”,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